

一九七八年二月
云南写生之行
回想起来,跨近社会,美的风景便很少激起过我作画的热情。一九六三年冬在内蒙草原我见过至美的景色,最想画的却是草原里生活的人。一九七五年在陕北高原,后来在山东大渔岛,也是如此。
直到七八年去了西双版纳,那里的植物世界竟是用线条织就的诗,着了迷一般画了大约数十幅以严谨的线组织的画,这是从未有过的经验,也算是长时间来对于线的迷恋的一次满足。就好像在美院当学生的时候,曾一个寒假在家乡潮湿寒冷的冬夜临摹那套陈老莲《博古叶子》,和自己挑战。


▲
“云南植物写生”系列 袁运生
79×28cm 1962 纸本钢笔
我不断在自己的心中,也在画里设法塑造我的西双版纳。丰富的、浓郁的,充满生命的又很整体的植物群形象,以及单纯的、多姿的、质朴的、爱美的傣家妇女的形象,构成了我对西双版纳总的形象。这是一个既丰富而又单纯的线条世界——柔和而富有弹性的线条,挺拔、秀丽的线条,也有执着、缠绵、缓慢游丝一般的线条。
由版纳辗转到临沧,我走进另一种村寨的傣家,尤其是那个被称为“鬼”寨的村子,进村便遇到一群出落得分外水灵、好客的傣家姑娘。后来和她们去镇上,才发现她们只有在自己寨子里才这么自然、自信,大概因为意识到自己是从“鬼”寨来的,说话、表情、动作都受到压抑,让我想到自己一九五八年当了右派在双桥劳动改造,每逢回北京、回学校时那类似的感受。画她们的时候,要求像她们的本性那样纯净,体态简洁、朴素自信、有韵味。

▲
龙欣傣女依南像 袁运生
99×68cm 1978 宣纸水墨

▲
曼赛团傣家女 袁运生
45×45cm 1978 宣纸水墨

▲
龙欣寨傣家少女 袁运生
99×68cm 1978 宣纸水墨
一九七九年在北京机场画泼水节这幅壁画的时候,我用了更为流畅的线条,多点生机,觉得还不够,便画了那几个裸体,算是一种对压抑的反抗吧!

▲
“幸福的泼水节”壁画稿之四
袁运生 1979






1980年完成中英文双语版连环画《幸福的泼水节》,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本部分云南写生系列作品的图片素材,除另有注明外,均来源于《云南白描写生集》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3月第一版。
一九八一年
西北写生之行
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发展着一种抽象的造型意识,它有极大的包容性,而无所阻碍。
整体而言,精神方面归结为“道”。“道”的贯穿能力非常强,他与器的关系通过人本的参与,有一种严肃性,涉及状态诚挚的保障,器的创造已经具备审美的象征等精神属性。
从经验的层面上看,这种造型意识,已不只是实用的了,一件新石器时代的灰陶器,你会体认它高度发展的造型意识,严谨而美观,质朴大度。作为一件自在物,它好比天地,是自足而完满的,它能帮助人理解生活。我认为对造型意识的训练和经验的积累,从灰陶开始,已经建立了一种抽象的造型意识的原型,包涵了对于量、体、形、力度和整体构造诸多因素的全面经验的把握。


▲
图一:霍去病墓石马侧面写生
袁运生 65x97cm 1981 纸本水墨
图二:“跃马” 高1.50米,长2.40米
图片来源为茂陵博物馆官网


▲
图一:霍去病墓卧牛写生
袁运生 65x97cm 1981 纸本水墨
图二:“卧牛” 长2.60米,宽1.60米

▲
霍去病墓石兽 袁运生
66x99cm 1981 纸本水墨

▲
霍去病墓石兽 袁运生
83x67cm 1981 纸本水墨

▲
茂陵石狮速写 袁运生
63x99cm 1981 纸本水墨

▲
茂陵石狮速写 袁运生
63x99cm 1981 纸本水墨
另一个重要的抽象元素,线,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艺术的特质,在中国文化之内,线是非同小可的。
甲骨文、金文以及后来在文字演变当中创造的种种变化了的形式符号,有一个独立的系统,既是造型的、平面的构造,又以碑、帖、书法作为艺术的门类发展延生。无论谈及后来的雕刻或者绘画,其对于画面构造或形象表现均有极大的影响。其间最重要的是高度发展了抽象的线的语言系统。这是一个自足的、充满中国造型特色的语言系统,它使中国的雕塑更为简洁、整体、富于表现力和特殊的精神性。


▲
左:敦煌428洞塑像和壁画写生
袁运生 98x66cm,1981,钢笔土纸
右:“第428窟中心塔柱式”
图片来源《敦煌石窟》中国旅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