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五四运动的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组织机构——开天辟地的大事——众星拱向北辰。

“伟哉一九二一年，众星拱向北辰前，从今有道争先进，不怕阴霾黑暗天。”

这是革命前辈熊瑾玎（1886-1973）1921年的诗作《北斗星》。

熊先生是湖南长沙人，中共中央在上海时期的财务管家，经手钱款不可胜数，自己却始终清贫。周恩来的12个字——“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是党所给予他的最好评价。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先锋队与司令部；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领导核心与组织者；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当代史就此拉开了新时代的序幕。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自从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开始，一个独立的封建中国，逐渐沦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当中，都曾经登上政治舞台，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尝试。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洋务运动，到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时代先驱们从西方思想武库中学习了不少新思想，提出了种种救国方案，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这三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都是悲剧性的结局。

敢问路在何方？彼时没有人能够回答，旧中国的精英们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1899年，由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月刊，分期刊登了英国进化论者颉德所著《社会进化论》前三章的中文译文，其中提到了马克思及其《资本论》，这是中国最早涉及马克思主义和出现“马克思”译名的中文出版物。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提到“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其后，日本人福井准造撰写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片断，由留日学生赵必振译为中文。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一些要点。1912年，孙中山在《社会主义派别及其批评》中，称赞马克思“发阐真理，不遗余力”。

总之，当时的中国人中知道上述内容的并不多，即使是翻译界的先行者，也未能区别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

尽管这一切不过是初春的萌芽，但是，其勃勃生机已经不可遏止。

批判的武器不能够代替武器的批判。革命理论需要践行的队伍。

第一次世界大战自1914年7月底开始至1918年11月11日结束。在此期间，侵略中国的几个重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已经卷入了大战的漩涡，也因此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与掠夺。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以及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企业的增加，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短暂繁荣应运而生，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而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一步步发展壮大——孕育了工人阶级政党建立的肥沃土壤。

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广泛传播。

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和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他指出，俄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伟大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他满怀信心地指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自己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指出“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较系统、完整的介绍，标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19年5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组织指导下，从北京开始，爆发了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对“五四运动”的发展和胜利起了决定的作用。

“五四运动”又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如果说十月革命之前，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道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和探索资本主义道路——可以选择的话，那么，十月革命之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民面前就有了第三条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可供选择。

“五四运动”之后，大批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对各种政治学说和主张的比较与鉴别，在实践中提高了认识，看清了方向，逐步建立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的主流。思想界毅然形成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潮流。

1920年3月，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评政治》《社会主义批评》等文章雨后春笋般出现，而其共同的主题就是：“改造中国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学说”。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开始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到中国，在上海率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使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中译本也相继出版。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秋，董必武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领导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

至此，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终于燃遍了华夏大地，迅速成为燎原之势。

相关题材钱币——马克思头像银元

马克思头像银元正面主图案为马克思正面头像，长胡须，穿西装，系领带，头像上部有“中国苏维埃共和国造”字样。银元背面主图案由镰刀、斧头和壹元字样组成，顶部刻有五角星，边缘环绕着装饰花纹。银元直径3.9厘米，厚0.25厘米，重约28克，含银量为80%左右。

1931年6月中旬，中国红军第二军在贺龙同志率领下，经过长期艰苦转战，攻克房县城，创建了以湖北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了活跃苏区城乡经济，利于交易，统一货币，争取收益，7月中旬，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决定开设鄂北农民银行，并发行自己的货币。除印制纸币外，制造和发行了马克思头像银元，由鄂北农民银行造币厂铸造。

为了筹集铸造银元的银料，革命根据地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通过打土豪派捐；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战场缴获归公等办法，收缴了一大批金银，将杂银统一交鄂北农民银行。铸造银元是当时根据地的一件大事，革命根据地责成王守训具体负责。

这种银元的铸造工艺大体是先把杂银化成银水，铸成圆形银块，再将银块放在钢模上锻造出正面图案，尔后用同样的方法锻造出背面图案，最后再对细小部位略作修整即成。制作银元时四周戒备森严，屋里屋外均有红军战士警卫，不允许闲杂人员入内，12名银匠连吃饭都在屋内，不得随意离开。1932年6月，红军撤离房县，鄂北农民银行随之转移，这种银元也停止铸造。

（本文作者：沈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