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明华

　　无论是唐代杜牧诗里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还是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见证的都是唐代扬州的繁华。

　　唐代“黑石号”沉船来自哪里？去向何处？知名陶瓷研究学者陆明华认为，“黑石号”上的货物绝大多数来自唐代的扬州，从扬州返回的可能性最大。

　　上海博物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这些天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本文从“黑石号”瓷器与长沙窑产品贸易、绿釉与白釉绿彩器相关研究、“黑石号”陶瓷器与扬州港方面对该沉船及出水陶瓷器相关问题作深入议论和探讨。此为下篇。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

　　唐代壁画《客使图》

　　绿釉与白釉绿彩器相关研究

　　中国最早的白釉绿彩陶器发现于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中，这种器物， 以前曾被研究者看作瓷器。绿釉陶器在东汉时期就已开始烧造，隋代已出现色泽鲜丽的精美制品。在唐代皇室成员墓葬中，曾出土有不少高等级的优质低温单一色釉制品，如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所生太子李弘死后，按天子礼仪，葬于河南伊师的恭陵。垂拱三年 （ 687年 ） 陪葬的哀皇后墓出土有蓝釉、黄釉和深绿釉（以前被定为蓝釉）陶器制品（图 9），是目前出土的唐代最高等级成组低温单色釉器物，可能均为巩义窑烧造。另外，唐太宗李世民昭陵陪葬墓中有其第八子越王李贞墓，墓中出土有三件绿釉盖盒，陕西乾县唐神龙二年（706 年）永泰公主墓出土绿釉杯等（图10），均属高规格墓葬随葬器物。此外，唐代皇宫——西安大明宫遗址一带发现的部分绿釉“盈”字款器残片，提示此类物品可能存在的高等级使用产品性质。唐代白地绿彩器在国内也有一部分出土，但多光素无纹，似“黑石号”出水的刻有纹饰的制品极为少见。

　　图 9 深绿釉陶器一组。唐垂拱三年哀皇后墓出土。

　　图10 绿釉杯。陕西乾县唐神龙二年永泰公主墓出土。

　　唐代北方烧造低温绿釉和白釉绿彩器的窑场有河南巩义窑、河北邢窑和山西泽州窑等，南方地区有长沙窑等。从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和相关科学测试数据看，唐代北方绿釉与白釉绿彩产品较多是陶质产品。 而长沙窑的绿釉和白釉绿彩则都是瓷胎。当然，长沙窑白釉与北方白釉还是有区别的，它是一种灰白色釉。北方地区的白釉绿彩基本上应属于和唐三彩相同的系统产品。不过，海外有研究者把“黑石号”白釉绿彩器称为“炻器”。

　　唐代北方巩义窑和邢窑，均曾生产过唐三彩和绿釉及白釉绿彩器，“黑石号”沉船中的绿釉及白釉绿彩器与北方同类产品风格相同。海外有研究者曾测试过“黑石号”绿釉与白釉绿彩器的化学成分，所测八个样品数据证明它们均应产自巩义窑。 “黑石号”上的白釉绿彩器和绿釉器，其中一部分是中档产品，有的甚至质地较粗。但另一部分是精细或者说是高规格的器物，有些迄今未见其他地区发现，而底刻“进奉”款的白釉绿彩盘（图11）和底刻“盈”字款绿釉五瓣花口碗（图12）是两件特殊的器物，均属首次发现。

　　图 11 白釉绿彩“进奉”铭盘。“黑 石号”沉船出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图 12 绿釉“盈”字铭碗。“黑石号” 沉船出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2009 年，河北内丘发现一块刻有署“大中三年”（849 年 ） 纪年的“唐故赵府君夫人墓志铭”的石质墓志（图 13） ，志文中有 ：“。。。。。。季子公素，食粮进奉瓷窑院”等文句，显然，当时曾有一机构名为“瓷窑院”或“进奉瓷窑院”，墓主人赵希玩第三子公素，曾供役此院。 “黑石号”的“进奉”款瓷器，应是“进奉瓷窑院”的专用名称。与邢窑“盈”字款瓷器一样，都与官方有关。

　　图 13 唐故赵府君夫人墓志铭。

　　目前尚未找到唐代明确的“瓷窑院”或“进奉瓷窑院”这一机构。笔者曾找到唐代文献中记述唐代有“进奉院”的线索，但同一事件在不同文献中的机构名称是不同的，最终无法确认。不过，代宗大历十二年（777 年）五月后地方各道都有派设于京师的地方办事机构“进奏院”之事早已为今人熟知。据记载：“其月十一日，诸道先置上都邸务，名留后使，宜令 并改为上都进奏院官。” 另据记述，各道进奏院负有“进奉”使命：“向外所闻事宜。右， 伏见六七日来，向外传说，皆云有进旨，令宣与诸道进奏院，自今已后，应有进奉，并不用 申报御史台。。。。。。”

　　迄今为止，能与“进奉瓷窑院”直接呼应的史料微乎其微，只有河北内丘与“赵府君墓志”同时发现的其三子“赵公素墓志”可与联系，墓志铭称公素曾任“进奉茶院十将” ，其长子元霸“为进奉茶院驱使官”。 如果说“进奉瓷窑院”是专指邢窑这样的管理机构，那么，“进奉茶院”则应是远离河北的另一特设机构，不过是否便是在浙江长兴顾渚的唐代皇家茶院，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文献曾记载，唐大历三年（768 年）有千余艘进奉船在江淮地区航道同时出现，其时，“李正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桥涡口。江淮进奉船千余只，泊涡口不敢进。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诸道继进。”兴元元年（784 年），朝廷平定幽州将领朱泚之叛，“先是，兴元克复京师后，府藏尽虚， 诸道初有进奉，以资经费，复时有宣索。其后诸贼既平，朝廷无事，常赋之外，进奉不息。”此后，节度使、刺史乃至判官均参与进奉，主要目的是以此换取帝王的额外恩泽或升迁。而且， 这种情况已“习以为常，流宕忘返”，愈演愈烈。

　　中晚唐时，来华的外国商船也有直接与“进奉”有关的内容，朝廷曾规定：“南海蕃舶，本以慕华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 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税率。”据相关研究，“唐代市舶使负责进出口航海贸易，包括征收船税（舶脚）、登船检查货物（阅货）、代表政府收购珍宝异物（收市）、接收船商贡给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礼品（进奉）”。 其中，“进奉”是最重要的任务，当时进入中国的很多外国商船可能都负有此使命，而这种“进奉”，一定有唐王朝的回报。

　　笔者认为，“黑石号”沉船“盈”字款和“进奉”款器属于同类风格器物，本质上应是当时的地方进奉之物。但有一个观念问题可能需要重新认识，我们以前对于进奉或进贡物品一直看得很重，似乎这是一种特殊的、超乎寻常的待遇，进入皇家的一定是了不得的物品， 这导致我们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但实际上在进奉成风的唐代中晚期，各地呈献给皇家的不一定全是十分高档的贡品，而一旦进奉成为常规以后，物品的总体水平一定会下降。而且， 皇家自身对许多进奉物品并不见得十分看重，白居易《重赋诗》“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就是客观的比喻。

　　如果说，类似“盈”字款和“进奉”款器这样的器物属于进奉皇家府库的物品，不应出现在远涉重洋的外国沉船中的话，那么，大和八年（834 年）的皇家旨意可启发我们从朝贡贸易这一角度进行探讨。其时，外国航船来到中国，带有进奉使命者很多。而作为礼仪之邦，朝廷给赐或回赠土宜礼物，也十分正常。长庆四年（824 年）波斯人李苏沙应该就是这样的商人，他的进献举动一定得到了回报。因此，笔者认为对“黑石号”这种出水的白釉绿彩和绿釉器物，可从官方回赠物品的角度考虑，这种回赠品甚至还可能包括三件唐青花瓷盘和同时出水的金银器等精美器物。

　　关于邢窑“盈”字款瓷器为“百宝大盈库”定烧的观点 ，早已为大多数专家学者接受，但也受到少数专家学者的质疑。不过，2001 年来，河北邢台及西安地区，陆续出土了不少带有“大盈”款的邢窑白釉瓷标本。 因此，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除了西安大明宫等皇家相关遗址外，邢窑“盈”字款瓷器在国内不少地区也有发现？笔者认为，原因应是多方面的，如皇家府库物品的流失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皇家物品流散在唐代有据可查，如“天宝十一载，京兆尹鲜于仲通举光远为长安令。。。。。。。十五载五月，使回。十余日，潼关失守，玄宗幸蜀。。。。。。。百姓乱入宫禁，取左藏、 大盈库物，既而焚之。自旦及午，火势渐盛。”

　　不过，开元、天宝时期“盈”字款陶瓷器是否已出现，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晚唐以后， 内库中的器物流散概率比以前更大，中和元年（881年）黄巢称帝时长安的战乱，出现了“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局面。唐代皇家府库的破坏，在此又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二十多年后，唐朝灭亡（907年），内库物品不知所终，因此，五代或辽墓出土这种瓷器， 其来源更不可知了。

　　关于“盈”字款器在不少地方发现的情况，我们还可从另一层面进行探讨，那就是当时邢窑的管辖权问题。由于唐代文献中有“河北道贡。。。。。。，洺、博、魏等州平绸、邢州瓷器、魏州棉绸。。。。。。”的记载。 因此， 在研究中很自然地把当时具体执行进贡朝廷瓷器之事都归于河北行政管理机构上。但唐代各地是否一直十分正常的执行进贡任务，实际上是值得研究的。中晚唐时期， 河北一带处于一种并不十分正常的行政管理状态。当时， 河北藩镇割据统治的情况客观存在，“河溯三镇”目无朝廷纲纪，“贡赋不入于朝廷”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如定州的定窑就是在藩镇控制之下，相关研究认为它是唐代藩镇义武军管辖的官窑。 而邢窑这个曾被宫廷依赖进贡的瓷窑，也曾在较长时间内为藩镇——昭义军节度使军政管理 ，窑场产品的主要支配权在其手中，对器物的调配使用，应不是难事。

　　此外，一个被指定进贡朝廷用瓷的地方窑场，是否能长期一成不变地接受皇家的旨意，把全部定烧的同一种品牌或名称的器物，运送到长安的大盈库？这实际上存在着很大问题。曾经作为指定产品进贡，不一定就是 长久的执行这种方针，或者用同一种方法进行操作。同样， 一个时期有这种类型的进贡物品，后面烧造的也可以是仿制前款的产品。不少地区曾出土有很多晚唐五代时期的“官”“新官”款白瓷，情况可能也是如此。

　　因此，各地发现“盈”字款的瓷器，不能否定曾经存在过作为百宝大盈库定烧或指定产品的历史事实。当 然，慎重看待各地发现带“盈”字款的瓷器确实是必要的。

　　图14 白釉绿彩盘碎片。河北博物院临时展览所见。

　　目前，“盈”字款白瓷仅见邢窑有烧造，河南巩义窑未见发现。另外，前几年浙江慈溪上林湖荷花芯窑址，曾发现三块印有“盈”字款的越窑青瓷标本。笔者认为，这也可能是与大盈库有关的器物 ，还有可能是模仿进奉的“盈”字款器，其字义与邢窑“盈”字款器大致相同。至于低温绿釉“盈”字款器，目前只了解在西安大明宫遗址有部分标本发现，邢窑、巩义窑窑址均未发现，因此难以肯定其确切产地。不过，诸多邢窑白釉“盈”字款器的发现和“黑石号”载有邢窑白瓷产品及绿釉“盈”字碗和白地绿彩“进奉”款盘的情况，确实很难把这种器物排除在邢窑之外。在河北， 曾见有与“黑石号”“盈”字碗风格相近的绿釉花口碗、白釉绿彩执壶等器物。2017 年，笔者曾在河北博物院展览中见到当地发现的一件与“进奉”盘风格相似的器物碎片（图 14），圈足风格基本一致，底中心也有相似的局部施釉。还有一块唐代绿釉碗残片玉环形底足（图 15），与“黑石号”“盈”字碗底足十分相似。

　　图15 绿釉盘碎片。河北博物院临时展览所见。

　　当然，我们现在见到与“黑石号”白釉绿彩器相似的器物和标本，主要还是集中于河南地区，笔者在河南见到过多件类似器物及标本，如穿带壶、执壶、 吸杯、罐、杯、碗等，有的器物属较为明确的河南出土物。

　　另外，河南洛阳白居易故居遗址中，曾出土了部分白釉绿彩和绿釉器，其中有两件印刻精细花纹的白釉绿彩盘（图 16、17）及“盈”字款白釉残碗值得关注。唐大和三年（829 年 ） 白氏五十八岁罢刑部，侍郎后，购买散骑常侍杨凭宅邸 ， 并曾“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他长期踞有高官身份并一直在洛阳履道里本宅安享晚年直至会昌七年（846 年）寿终的情况看，这种器物也存在来自皇家的可能。笔者曾在河北临城邢窑陶瓷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中见过风格与之颇为接近的标本，盘子底部有支钉痕。（图 18）这种有相似风格的白釉绿彩盘，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有一件。在德国佩加蒙博物馆保存的伊拉克萨马拉哈里发宫殿出土物中，有这种类似的绿釉、绿釉黄彩和白地绿彩器，其中白釉绿彩盘、洗等器物，与“黑石号”出水物十分相似。在英国大英博物馆也有同一遗址的类似出土物。

　　图16  白釉绿彩盘。河南洛阳白居易故居遗址出土。

　　图17  白釉绿彩盘。河南洛阳白居易故居遗址出土。

　　图18  白釉绿彩盘。河北临城陶瓷博物馆展览所见。

　　不过，笔者还是认为，目前海外研究者对“黑石号”白釉绿彩和绿釉器测试的结果大致可以接受，出水器物可能以巩义窑烧造为多，不排除也有邢窑的产品。当然，从学术研究角度看，此类器物探索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对我们的研究应是大有裨益的。

　　总结唐代官方器用情况，朝廷重点依赖的瓷器贡窑主要是浙江的越窑和河北的邢窑，而河南巩义窑也是皇家陶瓷器的重要供应基地。三个窑场各有强项：越窑烧造秘色瓷及相关高档青釉制品；邢窑以烧制精细白瓷见长（巩义窑白瓷胎质稍粗，不属唐代顶尖白瓷品种）； 巩义窑制作高等级唐三彩陶器（包括白釉绿彩和绿釉及各色釉彩器等）。

　　此次“黑石号”沉船陶器中的重要制品基本上都回到原产地中国参展了，但遗憾还是存在的，如打捞的白釉绿彩陶器中最精美的那件龙首瓶等精美器物未能参展。（图 19）龙首瓶长颈细把，容易损坏，运输难度大而未能前来，这是一个遗憾。此壶的釉彩已有大面积脱落，但修长挺拔的造型和器身的流畅刻纹，依然可看到其所具有的魅力。这是一种外来形式的制品，在唐代或被定为稍晚烧造的白瓷和绿釉器物中，可看到一些大同小异的产品样式。 如 1982 年河北蔚县黄梅乡出土的绿釉凤首高足长颈瓶和塔式高足瓶（图 20、21），类似器物在河北有多件。法国吉美美术馆也藏有一件白褐绿三色的高足长身瓶 ，但国内外迄今尚未见造型如此精美的龙首制品。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有一件 7 世纪飞鸟时代的铜质涂金银瓶，为法隆寺献纳宝物。在正仓院宝物中，有一件 8 世纪的漆瓶，器身有切割银箔板贴成鸟兽及花草纹饰，器物形制与“黑石号”沉船白釉绿彩瓶也有相似之处。这两件器物都传出自萨珊王朝的波斯地区。这种风格的器物，脱离不了阿拉伯地区器物的形制风格。可以肯定，与伊斯兰地区流行特点相近的中国器物是远方来客十分喜爱的产品。 

　　图 19 白釉绿彩龙首瓶。“黑石号”沉船出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图 20 绿釉凤首高足长颈瓶。1982年河北蔚县黄梅乡出土。

　　图 21绿釉塔式高足瓶。1982 年河北蔚县黄梅乡出土。 

　　图 22 白釉绿彩贴塑龙纹花口碗。“黑石号”沉船出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图 23 白釉绿彩刻划龙纹罐。“黑石号”沉船出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