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玉 花豹

二十世纪初年，欧洲兴起一股探索非洲的热潮。非洲与欧洲仅一海之隔，人文自然景观却迥然不同，勾起了贵族与知识分子的强烈好奇与想象，影响遍及文学、绘画、设计多方面：立体主义之诞生，与非洲木雕的视觉冲击关系匪浅；二、三〇年代崛起的装饰风艺术（Art Deco），常以埃及风格与野生动物为灵感；此时活跃于巴黎的常玉，亦似乎受到启发，开始动物题材的创作，寄喻他的个性与人生。《花豹》（拍品编号1018）创作于1931年，此乃常玉绝无仅有在画面正面亲题年份的作品，亦是私人收藏中唯一一件超过100公分的花豹绘画；其灵感来源，可能来自二十世纪初年巴黎植物园豢养的一只花豹。此只花豹当年引起不小哄动，不仅引来画家创作，上文摘录的德国诗人里尔克的名作，即以此为吟咏对象；《花豹》诞生之初，即被常玉好友、法国著名小说家暨收藏家候谢收藏，并亲笔著录于其手札清单；踏入廿一世纪，本作更多次代表常玉参与重要展览，包括2004年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举行的「常玉：身体的语言」大型回顾展，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为艺术题材，猛兽不仅是客观的自然生物，也被赋予主观的象征意义：狮子之君临天下、老虎之贲张雄毅，往往成为帝王将帅之喻辞；相较狮虎的至刚至阳，豹则由于其敏锐矫捷、行踨莫测，显得刚柔相济，彰表力量之余，更体现自由、灵巧、慧黠、以至神秘色彩－汉代「豹隐南山」的典故饶富神仙色彩，古埃及出于对猫的虔敬崇拜，更往往借助同属猫科的豹作为神像的造型基础。常玉个性率真，不为陈规约束，尤其早年生活优渥，在巴黎更是如鱼得水；这种怡然自得的生命状态，在其动物作品反映得至为透彻，《花豹》即有如一篇自况之辞：本作之中，观者可见眼前猛兽不但毫无凶狠暴戾之状，反而正舒适的伸展打滚、自我游戏，肢体语言甚为放松，既无攻击之态，更无戒备之心，尽情享受当下的自我存在与周遭环境；这一片无何有之乡，虽然不见点缀，却是无边无际，甚至脱离时空，让花豹在川流不息的意识界内着率性而为、无所拘束，在这超现实场景之中，隐然浮现一种凌驾凡躯的灵性力量。

《花豹》的造型，体现了明确的道家思想。古今艺术作品中，花豹一直被着力渲染其捕猎之能耐，常玉却一反常规，让猛兽展现灵巧温柔、甚至憨态可掬的一面，不禁让人想起《庄子．逍遥游》中一段庄子对惠施所讲的寓言：「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猎豹不为杀戳而生，所谓猎豹善猎，不过是人类畏惧猛兽，于是先入为主之臆想，却不反映花豹本质。故此，艺术家于本作让花豹反璞归真，将之抽离于任何叙述性场景，剥除人为解读。若细心留意，花豹之眼神作青白眼，此一艺术语言，最早源自《晋书》对名士阮籍之记载，复与明末清初八大山人的花鸟作品如出一辙，以示白眼看流俗，青眼看出尘。常玉少时于四川师从国画名家赵熙，对此自当了然于胸，然而他能运用于现代创作，实属神来之笔；配合饶富墨意的玄色油彩，以排笔反复左右干刷，形成具有速度与时间性的「飞白」背景，书法意蕴更跃然画上。

常玉毕生追求简练的艺术语言，然而简练不代表索然乏味，反而力求以简驭繁，以少见多。常玉曾经为《陶潜诗集》创作铜版画，陶渊明「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苏东坡语）的艺术特质，亦深切见诸常玉绘画之中。就在《花豹》诞生稍前，常玉挚友候谢即在其日记提及：「到常玉家吃午餐……他给我看了一些新作品，在涂满油彩的画布上刮出图案。」（《候谢日记》1930年4月7日，星期一）候谢的审美触觉敏锐，他的记载明显发现了这种「以减为加」的创作手法之独有魅力，而《花豹》即是其典例：与层层迭加的油彩涂抹不同，刮剔油彩必须一气呵成，否则中途出错，必须重头再来；若审视本作，可见常玉以画刀或画笔末端刮出变化有致的线条，如有呼吸、如蕴脉搏，不止让花豹的肢体气韵生动，其身上的花斑钱纹，亦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体现艺术家酣畅淋漓的创作状态。

在二十世纪初的西方，花豹的形象不止适用于男性，亦常用以歌颂女性魅力，最为著名的例子，即是法国珠宝品牌卡地亚以美洲豹作为设计概念，强调现代女性的野性奔放、性感诱人与灵巧高傲。此一创意，最初出现在画家巴比尔1914年为卡地亚绘制的海报《猎豹与美人》；1933年，绰号「美洲豹」的著名女设计师杜桑出任卡地亚创意总监，美洲豹自此定为卡地亚珠宝之标志；1952年，英国温莎公爵（即逊位之英王爱德华八世）邀请杜桑为爱妻订造一条豹形缟玛瑙镶钻手链，象征他俩的爱情传奇，此条手链在2010年伦敦苏富比「温莎公爵夫人」专场创下四百五十万英镑的惊人成绩，刷新当时卡地亚珠宝的拍卖记录；同样处身花都巴黎，常玉于1931年创作《花豹》，可谓同领时代风骚。若细品本作，不禁让人感到阵阵情爱气息：常玉二、三〇年代的动物作品，一直洋溢恋爱与婚姻的隐喻。他在1928至1931年在法国与玛素结为夫妻，期间绘画常常以「马」为主题，取其对妻子昵称「玛」之谐音；常玉在其名作《八尾金鱼》，更直指夫妻鱼水之欢、相濡以沫；花豹形象刚柔相济，解读空间甚为寛广，其身体坦然张开，以胸腹甚至私密之处示人，已属动物吸引异性之举动；从其张开的双腿，亦反映了花豹实为雌性，情欲暗示尤为明确，若与常玉的裸女油画对照，更能体现花豹与裸女之间具有相同的肢体语言，足见常玉以情色为幽默之创意，也显示了他极可能以豹为喻，曲笔向妻子表白迷恋与爱慕。

《花豹》乃常玉的动物主题巨作，由于创作年份明确，成为研究常玉早期（三〇至四〇年代初）与晚期（五〇年代以后）油画风格转变之重要范本。若以本作与台北历史博物馆典藏的五〇年代动物作品比较，可发现两者虽然同属大尺幅油画，彼此构图却殊为不同：本作以花豹占据整个画面，让观者注意力全然集中在花豹本身；史博馆典藏则不然，画中动物占据画面比例极小，无论奔马、大象抑或花豹，都在荒漠之中踽踽行走，如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可以推想常玉因早年诸事顺心，自我形象丰硕，对于生命与身体的叙述都显得饱满；经历了四〇年代的战乱与个人颠沛，其晚年感悟天地之悠悠，作品更着重于个体（动物）与宇宙（原野）之关系，反映了生命观、宇宙观之重大转变。常玉近年在拍卖场上炙手可热，其尺幅超越一米的作品之成交价格，自2014年来已经稳然突破7000万港元，甚至冲击亿元大关；作为市场孤品，《花豹》在今秋于苏富比晚拍隆重释出，诚为难得之珍藏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