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一八九三——一九七六）诞生于韶山。半个世纪后，他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人民革命，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山川资俊杰，时势造英雄”，韶山成就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成就了韶山，正印证了戴炯所谓“韶山奇境出奇才”的预言。

一九四三年冬天，一个名叫李有源（一九〇三——一九五五）的陕北农民高声唱起由陕北小调《骑白马》改编而来的《移民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几句歌词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在黄土高坡家喻户晓。后来，这首歌得到中共中央首肯，经词曲工作者润色，定名《东方红》。于是，韶山成为“红太阳的故乡”。

韶山冲，是一个群山环抱、峰峦耸峙、松竹葱茏的山村。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所谓“革命摇篮、领袖故里”，韶山留下了不少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求学、生活、革命的遗迹、遗物，如韶山农民夜校（毛氏宗祠）、考察农民运动旧址（毛震公祠）等，不一而举。一九五〇年秋，湘潭县人民政府与中共长沙地委研究决定在上屋场和南岸之间修缮毛泽东故居，以供民众参观。一九五一年二月，毛泽东故居修葺一新，并对外开放，陈列家具、农具数十件，堂屋匾额“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三年后门匾改曰“毛泽东同志故居”。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军旅诗人韩笑（一九二九——一九九四）出版抒情诗集《歌唱韶山》，气势明快，节奏铿锵，道出了无数民众的心声。后来，韶山与井冈山、遵义和延安，并列四大革命纪念地，逐步迈上中国政治的“神坛”，吸引着无数敬仰者的脚步。人们纷涌而至，追寻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点滴事迹，聆听韶山人对毛泽东种种传奇的种种叙说。一个时代的声音，汇成了崇拜的大海，也汇聚起“红太阳故乡”熙熙攘攘的人流。

作为领袖故里，韶山日益成为新中国画家进行山水写生的主要表现对象。这里，茂林修竹、层峦翠嶂所具有的自然山川之美，是吸引众多画家视线的因素，但毛泽东早年生活、革命的历史，更是画家们为之讴歌、赞颂的足够动力。画家们真诚地将韶山的革命精神和山水之美融于笔端，殚精竭虑，或融合西方技法，或演绎传统技巧，创作出许多充满诗情画意的“韶山”画作。

一九五九年六月六日，傅抱石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邀第一次来到韶山写生作画。他不仅游览了韶山八景，还参观了有关毛泽东早年革命活动遗迹，尤其是对以毛泽东故居为中心的自然环境，诸如韶峰、毛泽东少年时游泳过的池塘、劳动过的水田、读书处和毛震公祠等都做了仔细观察，勾画不同角度的草图，以速写法收集素材（图一），逐渐将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歌颂新时代的主题注入画幅之中。

四天后，傅抱石设计草图，开始落墨，基本绘制完成《韶山图》卷，近似焦点式满构图，屋宇、远山、松林整而透、透而松、松而翠，以低调的偏银灰墨色、淡赭和淡绿造足了和暖温馨摇篮之诗意般的宁静气氛，极富温润隽永的人文气息和生趣盎然的质朴情感。同时，他还乘兴创作《韶峰耸翠》（图二）《慈悦晚钟》《石壁流泉》《顿石成门》《毛震公祠》《毛主席故居》《韶山招待所》《将到毛主席故居处的风景》《关公桥》等系列组画。“韶山组画”脱离了写生层面而进入主题创作，以“一种宽阔、高大、雄伟的画面格局，创造了一种浓郁、繁盛、谨严的审美风格”，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从一般山水向一种特定山水的转移，表现出一种与韶山领袖精神相吻合的清新、浓郁的鲜明风格，实现了视觉语言、审美趣味与时代题材的有机融合。

也就在傅抱石从韶山归来一周后的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进行实地调研。他祭拜亲人，宴请乡邻，接见干部群众，召开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社会生产、生活情况的汇报和意见。期间，擅长诗词的他吟赋《七律·到韶山》表达了自己回家乡的激动心情：“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泽东的故乡之行，的确激发了全国上下对韶山的政治热情，在社会上引发了一九四九年以后第一波“韶山热”，也助长了美术界的韶山图创作热潮。

对于这次韶山写生经历，傅抱石十分自得，几乎沉浸在韶山组画的创作热情之中，正如他为夫人罗时慧（一九一二——二〇〇一）生日而作《毛主席故居》所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一日，应邀赴主席故居写画，雄伟幽丽，美不胜收。日前归来，将一一付之笔墨，此主席故居也。今日时慧生日，相量成此”，热切之情，溢于言表。他也曾即兴绘制《韶山图》（图三），专门录写《七律·到韶山》一首，题云：“一九五九年六月瞻仰韶山，十六日离去，一周后，主席还抵故乡，敬录此诗”，寄托了诚挚的情感。

一九六〇年五月，或许因为得益于郭沫若的启发和交流，傅抱石在第一时间虔诚地创作了第一幅《毛泽东〈到韶山〉诗意图》（图四），题识：“旧梦依稀兴逝川，故园三十一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擎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更信人民亿万年。一九六〇年五月初，敬写韶山诗意，傅抱石并记。”他采用俯视全景式构图，以远景韶峰为最高点，一条小溪横穿画面，梯田、农舍、学校、牌楼以及机关、招待所、毛泽东故居，苍松翠柏，成峦叠嶂，生动再现了“日月换新天”的山区美景。由于运用了大面积的深绿色，画面清朗郁茂，充满了丰富的诗意韵致。

就在创作《毛泽东〈到韶山〉诗意图》前的是年三月，傅抱石接受任务，倾心投入于《韶峰耸翠》的创作之中（图五）。他没有着意刻画韶峰的皴法结构，而是运用对比、衬托的手段，着重突出韶峰的“耸”势，并拓展了内容主题与思想境界。他融会水墨、石绿，耸起韶峰一段苍翠郁茂，墨色交融，点厾、渲染汇为一体，溢发出无限生机。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五日，傅抱石率领江苏省国画写生工作团离开南京，“开眼界，扩胸襟，长见识”，相继走访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六省十几个大中城市，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写生活动，成为当时中国绘画界一件极为轰动的大事。在壮游中，他一路走一路画，瞻仰革命纪念地，参观工矿企业，游览风景名胜，不断顿悟了许多现实与艺术之间的问题。十二月一日，傅抱石冒雨二次来到韶山冲，从水塘到故居，从毛震公祠到韶山招待所，感同身受，自然是非同一般。回宁后，傅抱石激情澎湃，重拣旧稿，细心收拾，落墨成画（图六），题云：“韶峰春晓。一九六二年二月，重访韶山归来，写于南京，傅抱石”，钤印“一九六一”（朱文方印）、“抱石之印”（白文方印），并以“踪迹大化”（朱文方印）押角，热切之情溢于言表。

傅抱石描绘韶山八景之“韶峰耸翠”，在突出“耸翠”之时，又增加“春晓”的意涵，以青绿设色之法表达出韶山乃领袖诞生地、革命长青的思想。这里，他以俯瞰视角截取韶峰一角，充分展现了韶山的清丽景象。远景韶峰耸立，结构以中锋长线勾勒，山体则强化“破笔点”，以示草木葱茏，春意盎然，更远处山峦数叠，由浓到淡，渐行渐远；近景山坡巨石嶙峋，凝重浑厚，与韶峰的峻峭形成强烈对比，而大片松林以重墨画成以支撑画面，既真实又活泼。韶峰也因有近处大石和山腰山脚间点缀之松树和左边低缓远山的衬托，具有一种直冲云霄的高耸之势。画面色墨交融，强调浓淡干湿，层层晕染，笔墨游离于浪漫与真实之间以求变化，如山体的皴擦、树木的点厾、云雾的刻画等皆经周密的安排，形象突出，层次分明，完全是一种自然平缓的抒写。于是，晴朗的天空中到处弥漫着春天的温馨煦色。

在主题处理时，傅抱石以清新的语言来描绘与歌颂韶山，赋平凡景色予浓郁的感情色彩，如用浓墨写出突兀块石，以淡青和草绿渲染如黛青山，乃至淡墨点厾丛树密林，层层叠叠，郁郁勃勃，都为画面频添无穷的抒情气韵。尤其是那些体会入微的茂密景象充溢着清新的生活气息，加强了视觉经验的亲切感，也拉近了绘画与自然的距离，从而实现了特定题材的政治内涵。总之，他在笔墨上弱化了独立的形式奇崛，而强化工整细腻；又在色彩上以笔墨为骨加强色彩渲染，冷暖对应相谐，以营造和谐安宁的气氛和明丽清纯的情调，进入一种雅俗共赏的层面。

旧云：“一岁之计在于春”，“春”乃四季之首，阳气回升，万物复苏，隐喻初始。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多赋诗赞美，歌颂春之创造力，强调春之宝贵。在傅抱石笔下，韶山是领袖故里，乃新中国“春天”之所在，值得称颂。出于社会心理之考虑，傅抱石将富于象征意义的绿色做了巧妙的布陈，呈现出宏大、伟岸、热烈等时代政治品性，完成了对自然景物形与神、光与影、色与墨、虚与实、质与文的有机融合。由此，他以温润的笔墨刻画了一幅朝气蓬勃又不失壮阔的韶山春景，从而讴歌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领袖。

众所周知，韶山并不是绘画传统中的表现对象，从未进入文人视野而成为山水画中的名山系列，但对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空间而言，具有非常特殊的革命史怀想。因为所连带的革命历史背景，以山水形式描绘韶山，又不同于一般的表现自我或抒写胸中逸气的山水画。除了绿水、青山、云雾等自然内容，还有作为革命纪念地的一些基本要求，尽管这种要求没有明文规定，却有着基于崇敬心态的革命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的品评标准。因此，描绘韶山既有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又有形式技法上的新努力。首先，傅抱石十分强调素材的取舍，且服务于主题思想。如此，韶山从原先的写生范畴转化为政治歌颂的象征层面，被赋予了某种革命性质的教化意义。于是，韶山写生已不仅仅是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表现生活的过程，也是画家改造自己思想灵魂的过程。

当然，韶山主题创作往往会涉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形式属于视觉，经过十余年探索的傅抱石凭借已有创作经验足能应付，也能够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式。那么，如何进一步将蕴涵于韶山自然风景下的崇高和温馨表达出来，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山水情怀，并在创作过程中藉以韶山之行的革命历史感悟来消解一般审美中简单的表象符号，进而使体验通过艺术语言升华为形而上的思想精神。傅抱石不断得到革命的熏陶，心灵涤宕万千，并将这种体悟付诸于艺术探索，呈现了自然与生命交织的生动内涵。通过对韶山的视觉处理，《韶峰春晓》便在自然融会传统趣味之时，也体现了时代所要求的思想内容，既充满着大地泥土的芬芳和大自然清新的气息，又寄注了饱满的革命激情和发自肺腑的赞颂。“笔墨当随时代”，在傅抱石手下绝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在写生、创作、阅读之时也能得到革命精神的教育与熏陶，这不仅是个人的心愿，也是欣赏者所需，更是党和政府的期望。

几年间，傅抱石带着瞻仰韶山的深切感受，接二连三地绘制韶山图景，以深绿着色，昭示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精神意象（图七）。一九六四年二月，值毛泽东《七律·到韶山》发表之际，他又以诗意入画，题识：“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自韶山返长沙，越数日闻主席莅止，并有七律一首。盖已数次拟形诸笔墨，愧未能窥测高深于万一也。兹迎正式发布之幸，复经营此帧，不禁神往。”可见，韶山之行对傅抱石的内心触动不可谓不大。他以散锋笔法挥写，赭墨皴泻，青绿点染，将韶山草石结合的地貌特点给予充分表现，笔墨淋漓酣畅，风格浓郁苍润。特别是荷锄行走阡陌的农夫，似画龙点睛，生动营造出“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意境（图九）。新图像讴歌新气象，新笔墨寄寓新思想。伴随着韶山图的展览或出版，傅抱石的韶山图不断进入公众视野并迅速传播，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这种以歌颂为主务的主题创作在主流舆论的支持下产生了持续的发酵效应，所谓“革命的崇高感”和“新社会的新气象”的有效融合亦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发挥着新山水题材的典范意义。

在后期绘画生涯中，傅抱石一画多稿、多本的现象十分普遍，尤其是诸如《雨花台颂》《延安》等革命纪念地主题更是如此，反复锤炼，精心经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画家在特殊政治时空背景下的拘谨心态。随着社会的泛政治化，作为革命纪念地的韶山景观在意识形态的强大作用力下形成了超乎个人意志之上的统一的创作规范，傅抱石或多或少地丧失了自我的艺术创造性，表现出几分难以自主的状态。由于强调自然的写实再现，他放弃了多年来得心应手的长于气势而弱于细节的笔墨方式，使得《韶峰耸翠》《韶峰春晓》等一批表现特定内涵的大幅写生作品，少了几分轻松写意。所以，傅抱石的韶山图景不仅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而且生动见证了绘画与社会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