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作为一种交流方式和传递信息的手段，它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某种神圣性，不管是日常交流，还是白纸黑字的记录或作为声音和图像的指向，人们都应该对它保持敬畏之心。然曾几何时，语言开始以“公共性”之名被肆意滥用。托尔斯泰曾经说过：“马马虎虎对待语言，反映出思维上的同样倾向：粗略、潦草，不恰当。”事实上，托尔斯泰说的语言的“粗略、潦草，不恰当”今天已成为一种大众现象，反而不粗略、不潦草、不不恰当倒显得稀奇了。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其结构是相对复杂的，但也因此具备了语言的多重功能。艺术语言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图像的；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体的；可以是象征的、隐喻的，也可以是叙事的、抒情的……在中国传统社会，艺术虽不如“文章（文学）”有“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般地伟大，但在一般意义上也是有“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之功用的。艺术家在使用语言之时，要注意它的“公共性”，更要注意它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毕竟，作为“公众人物”，艺术家应具有某种引人向善的模范作用，他的创作具有使人“乐而观之”的功能。所以，艺术家要为他所要立的“言”负责，他就必须对言语有充分的意识并保持敬畏之心。然而，在一个伦理、准则和形而上衰微的时代，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就连作为“时代精英”的艺术家们也无不以一种近乎暧昧的热情迎接大众化时代的到来。看看时下艺术家们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就明了这一事实——例如以下两种情形：一者，变着花样玩形式，盲目求“新”，导致作品毫无美感可言；二者，妄谈承传，以致作品面目幅幅相同，缺乏自然真意。此外，用尽各种手段钻营、炒作、推销，企图把艺术打造成一种所谓的“文化产业”。没有羞耻之心，艺术创作就没有底线，这一“事实”正是导致艺术陷入僵化、虚无境地的罪魁祸首。艺术的传统一旦失去它固有的权威，艺术家也不再是值得“尊敬”的人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具有双重的价值，就像硬币的两个面，然这两个面既独立又必须关联，统一在一个符号系统之内。艺术通过艺术形象（符号）说话——向人们传递信息，表达思想。但当大家把这个“符号”表现得都差不多，即大家都在说着相同或相似的话时，这个“符号”俨然已经被一种“社会习惯”规范了——过分强调怎么说（形式问题）或者说什么（内容问题），都将置语言于僵化之境地的危险之中。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界限模糊，艺术家试图想尽办法将日常生活中的材料作为艺术创作的题材，甚至有时干脆将之变成艺术作品，构成艺术的语言要素变得轻而易举。“说什么”和“怎么说”都不重要，艺术与非艺术的世界之关系从来就没有如今天这般不稳定，“高雅和低俗文化在此化为一体，其融合的目的不是要调和其对立的因素，而是强化它们之间令人啼笑皆非的游戏感”。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艺术之所以是艺术而不是非艺术，自然有构成其“是”的一套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这就是艺术的规定性。艺术成就于传承与革新之间，前者谓之宗，须学习古人之规矩，不远离前人之法度；后者谓之违，须遵从自我之性灵，不局于专门之固守。时间、环境、意识形态等可以改变，但艺术的“理”不能颠覆。在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时代，艺术作为一种形式符号已经逐渐蜕变成单一的、机械的、理性的话语工具，其语言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这里所说的“真实”，不是现实中所面对的各种对象的叠加，亦不是社会化进程中的“公共理性”，它乃是生命存在着的一种本能，是展现人“成为其人”的一种方式）。符号可以被“机械复制”，意味着语言的生态系统被破坏了，这正是艺术丧失情感的本质所在，而用不用艺术符号表现情感，正是区别艺术与非艺术的一把标尺。我们应该看到，现代“科学主义”带来的物质的丰盈与精神的富足之间并不形成正比，富足又贫乏、饥饿又消化不良这些本该对立的语词在现代社会里却成为了事实；然艺术家是该以末世的忧愤加以抗拒，还是以乡愁般的伤感逆来顺受？这时候，追问“人，如何艺术化地生存”，或许不仅仅是一个精神生态问题！诚然，语言也好，符号也罢，都不能独立产生意义，离开了人（艺术家）的情感（审美经验），语言（符号）也就没有了生命。艺术家作为“立言”者，既是对其“身份”提出的要求，亦是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因此，艺术家需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有把言语（思想和情绪）转化为语言（符号），并通过这一符号形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语言才能成就艺术。
艺术家须对语言有敬畏之心-摸鱼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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